上海的3月天，说变就变，时常有雨。2005年3月22日，天突然又下起了毛毛雨。病重的父亲已住院好几天了，我们全家守候在病床前。下午1点多钟，父亲的老战友、老同事来到病床前，父亲突然睁开双眼，嘴唇微张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但又发不出声来。众人见状，忙握住父亲的双手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父亲的双目突然显得那么明亮，他似乎在向共同战斗过、工作过的战友们道别，向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党和祖国道别。
    浙江的“杨子荣”式战士，走过了近八十年的老公安战士，我的父亲杨聚玺带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满心牵挂离开了我们，时钟指在下午3点55分！
    望着父亲慈祥的面孔，我们没有失声痛哭，只是默默地流泪，轻轻地替父亲换上一身新的警服。
    父亲于1947年参加革命，他一生中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年：1947年7月中共浙南地下党特委刘清杨的交通员王阿法来到仙居，秘密调查国民党组织的人员和枪支，调查国民党的储粮和策反伪武装等情况，为配合和迎接解放军渡江南下，父亲被发展为地下工作者。在党组织的领导下，父亲在杨砩头村组织村级政权和武装民兵，积极抗丁抗税。在做地方工作的同时又随军剿匪，战功显赫。1951年至1954年台州公安处从当地选拔优秀剿匪人员参加大洋山区剿匪工作。父亲孤胆英雄，三入匪穴，配合部队抓获台湾国民党派遣的司令3名，消灭了支队长9名，大队长10名，空降伞匪6名。为此，浙江省军区荣获特等功。
    新中国成立后，父亲怀着胜利的喜悦，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。1957年父亲回到仙居老家，在仙居公安局一直工作到1989年4月离休。在从事公安工作四十余年里，父亲以高度工作责任心，侦办了大量刑事、治安疑难案件，没有一件冤假错案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他蒙受冤枉挨整五六年。但在这样的逆境中，他一直很乐观，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：“孩子，你们要记住：要相信党、相信群众，真理定会战胜邪恶。我的冤案不是我一个人，我坚信肯定会平反，也许我看不到了，但你们肯定会看到。”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我父亲被彻底平反，恢复了名誉。
    更为难得的是，到了二十一世纪，已至高龄的父亲也没有放下工作。为了撰写回忆录他耗费了大量的精力。
    就在父亲去世前几天，他还在断断续续地讲述革命经历，特别是剿匪工作情况。只可惜声音太小，听不清楚。
    父亲外柔内刚，平易近人，对同事从不摆架子。对自己要求很严格，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。记得1999年3月，发现父亲得了癌症后，他就来到杭州治病。我所在的单位要派车接送。父亲得知后说：“治病是私事，不要惊动你们单位。”7年来，父亲每次医院来回都是坐公交车的，就是在去年下半年病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，他们仍坐公交车。在上海治病，他一般不去住院，而是住医院附近30—40元的民房。为此事，几年来我时常受批评：“你们怕吃苦，孩子啊，可不能忘本！”
    父亲多年做公安工作，所以经常有上访人员来家中。他不管多忙，不管是否认识，总是热情接待并尽力给予解决。记得有一人三番五次来家中，一谈就是半天，我便流露出了不耐烦情绪。事后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我们是父母官，不能把有冤屈的人拒之门外。父亲患癌症后，此人还多次来杭探望，含着泪对我妈妈说：杨老是好人，杨老是好人啊！
    父亲重病住院时，每天要输液8小时以上，不要说79岁高龄的老人，就是一般年青人都难以忍受。父亲的血管细，每次扎针，总要扎多次，疼痛难忍。护士总是不好意思地道歉，但父亲却谦和地说：“不是你们的技术不高，是我的血管太细。”父亲啊，你的血管虽细，但你的心更细，总是处处为别人着想！
    父亲在病重期间给我们留下嘱托：“我没有给你们留下遗产，我希望你们热爱祖国、热爱党、热爱人民……照顾好妈妈！”父亲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物质上的遗产，但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    好父亲，我们想念您！